第二天清晨，治丧办公室里声音此起彼伏。有人翻出文件，指出陈永贵享受副总理级待遇；也有人皱着眉说，人民公社已成过去式，社会舆论对他并不友善。院子里的寒风吹乱卷宗，争论延续到夜里仍无结论。
第三天上午，邓小平在书房听完汇报，沉默了一阵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照规矩办，他是副总理。”七个字落地，尘埃瞬间归于平静。主持人松了口气，却也明白，这场小风波背后牵动的是一段曲折的中国农村改革史。
要弄清邓小平这一锤定音的深意，还得把视线拉回太行山深处的昔阳。1914年冬，陈永贵出生在大寨一个贫农家，家里连一口好井都没有。少时念不起书，他靠给地主放牛糊口，心里却记着一句土话：地要人侍弄，日子才有奔头。
1948年，他参加中国共产党。第二年，当选大寨党支部书记。那会儿，大寨村“七沟八梁一面坡”，耕地被石块切成散片，年景不好时，社员吃糠咽菜已属奢侈。陈永贵扛着锤镐带头砸石造地，并把专家请进村，摸索“平行梯田”法。有人嘲笑他不识几个字却谈技术，他憨憨一笑：“庄稼认人，不认字。”
1963年的特大暴雨毁了庄稼，中央准备调拨救济粮。陈永贵在会上直言：“先自救，缺口再说。”大寨人勒紧腰带，拼命抢修水毁梯田，硬是把粮食产量抬了回来。这股子倔劲传到北京，毛泽东连看几遍材料，批示全国“学大寨”。陈永贵被称作“田间专家”，1964年受邀参加主席寿宴，端着一杯枣酒，脸涨得通红，只说一句：“我是农民。”
1975年，学大寨运动推向高潮，他升任国务院副总理，负责农业。会上，人们常能看到他一身粗布衣，裤脚沾泥。老人家拍着桌子说：“别小看土办法，实用就行。”掌声响过几次，也有人暗暗摇头，认为集体化已走到尽头。
果然，三年后，农村联产承包吹起新风。公社体制遭猛烈批评，陈永贵听了半天没吭声，会议休息时，他找到秘书递上辞呈：“让懂改革的人来干。”有人劝，他摆手：“我是农民，不想拖后腿。”邓小平与他长谈数小时，最终尊重本人意愿，同时保留副总理级待遇，并给他一家在北京解决户口和住房。
搬进复兴门外部长楼后，他却天天往京郊跑，给果园浇水、给菜地测土。“别把我当干部，我就会这两下子。”他写给邓小平十几封信，谈土壤改良、谈灌溉网点布局。多项建议被采纳，分散在各个试验田里悄悄开花。
1985年底，体检发现肺癌晚期。得知病情，他仍吩咐把郊区试验数据整理好。“我得赶快弄完，省得耽误。”邓小平去医院看他，两人低声交谈几句，病房门虚掩，护士只听到一句：“我只是大寨人，不要搞特殊。”
病逝后，追悼会规格之争短暂却激烈，外界纷纷猜测。邓小平的那句“照规矩办”不仅是对个人功过的评价，更是对制度严肃性的强调。追悼会按照副总理标准举行，挽联写着“自力更生敢为天下先”，会场朴素，没有过多装饰。
骨灰运回昔阳，葬在大寨梯田一隅。他生前叮嘱过，不要立高碑，只要能看见庄稼的地方。村里的老人拉着晚辈说：“这片地，是永贵书记拿锤子砸出来的。”
今日的大寨，水泥路替代当年的羊肠道，梯田仍在，灌渠井然。村口的标牌写着“三有三不”：小有教、老有靠、考有奖；吃水不用吊、运输不用挑、看病不用跑。游客路过，很少有人想起当年追悼会的那段波澜，但山风吹过梯田，石头仍在讲述那位农民副总理的耿直与倔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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